广东乐昌县人薛岳；幕中见闻

　　

1942年至1943年，我在薛岳的第九战区长官部机要室任过秘书，虽处身机要之地，因渊源甚浅，等于闲散作客，根本没有做实际工作，与薛岳本人接触亦少，耳闻目见的幕中情况，均属东鳞西爪。回忆所及，信笔纪之。

薛岳，广东乐昌县人，自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以营长从著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红军长征北上时期，他已升任总指挥，率领旧四军为基干的吴奇伟等部十余万人尾追红军，转战赣、湘、黔、滇、川各省，给红军以很大阻害。他常自称：“共匪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穷追了三万里。”据说，在长途行军中，他常常舍马不骑，赤脚草鞋，走在士兵前列，属下官兵因此不敢叫苦。为了炫耀追击红军的战功，他编了一本五六百页的战史，拟名《追歼共匪纪实》（付印后，我未得见，不知是否用此书名）。

武汉沦于日军以后，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大权集于一身，俨然是一个“方面之王”。经过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国民党大肆宣传,薛威名显赫,宣扬中外。这是他一生志盈气满最得意的时期。他的性格非常坚强刚愎，常自比岳飞，以当代民族英雄自居。他瞧不起任何长官、同辈，不信任任何部属，除对蒋介石、陈诚在表面上表示尊重外，常常谩骂别人都是饭桶。属下的军、师长甚至总司令见到他，都毕恭毕敬地不敢疏失军人的礼仪，不敢对他多说一句话。但当他高兴的时候，又故意表示平易近人，能够“礼贤下士”。在军事顺利或有其他得意事件的时候，他的兴致也最好。这时，座客盈庭，不为厌倦，有所请求，也容易得到允准。当他失意苦恼之际，动辄暴怒凌人，些微细故，可以押人杀人。有几回，不知为什么原故，把电话机也摔碎了。这时，谁也不愿去惹他，甚至重要文武官员也不敢见他。有时，省政府的厅长专程从来阳来长沙渴见（当时湖南省政府迁驻来阳，薛常驻长沙，每数月才去耒阳一次），听说他的情绪不好，宁愿坐侯十天半月，再去请见，或者干脆打转。下面送阅送批的公文，常常被他乱画乱批，或者撕得粉碎，丢进字纸篓里。幕僚人员只得嘱托他的随身副官悄悄收捡起来，重新拼贴。有时看到他写的一些批语，简直令人发笑。1943年秋，日军进犯湘西，薛大骂六战区代长宫孙连仲抗战不力（湘西北滨湖各县为著名粮仓，行政上属湖南，军事上划归六战区，薛早就不满意）。孙请薛接济军粮，薛在电文上批：“你失了我的粮仓，哪里有粮给你。”孙又请行政院长孔祥熙电薛拨粮，也被批上“不理”两个大字，丢进了字纸篓。

他的部属摸透了他这种脾气，就想出一套办法去对付他。当他高兴的时候，大家都去恭维他，乘机提出各种各样的请求，即使不批准，也不会挨骂。反之，当他不高兴的时候，就避之若瘟神，非不得已，不去见他，文书报告也不送上去。外面的党、政、军人员无法测知他的情绪，只得仰仗他身边的幕僚，随时窥察，通风报信，以便迎合他的兴趣，因而他也就常常被左右欺骗蒙蔽了。

薛自侍文武全才，精力旺盛，军事党政大权集于一身，对任何幕僚都不放心放手。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的秘书长李扬敬既是广东同乡，过去在粤军中与薛资历相等，但此时凡事不容作主，每天必须把重要公文从耒阳专差送长沙呈薛批阅。有时李对工作提出意见，常碰钉子。李不安于位，不久即辞去。战区长官部的最高幕僚是参谋长吴逸志，好像是一个吃闲饭的清客，即在战事紧张的时候，薛也用不着他。吴因无事可做，平日专门找古董商收买古董字画。有些人以为他是薛的亲信,也买些古董字画去逢迎他。因为他对古物实在外行，也有拿膺品去骗他的。闲来无事，他就想些主意向薛讨好，做些歪诗，歌功颂德；在岳麓山为薛立纪功碑；找些艺人编制“长沙大捷”的湘剧，把薛岳扮成貌似岳飞的盖世英雄，他自己便扮成纶巾羽扇的孔明军师；丑态百出，贻笑一时，但却为薛所喜。1942年春，吴逸志忽然异想天开，写信给美国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先协力打垮日本，再打希特勒。不料罗斯福把这封信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赫然震怒，急电薛岳立即将吴押送重庆。薛摸不着头脑，吴自己也莫明其妙，只是哀求薛救命。薛电请缓解，重庆复电不准，吴逸志急得要自杀。嗣经托人在蒋介石幕中打听，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薛虽对吴无所顾惜，但把自己的参谋长押解重庆，总觉有伤面子，于是报称吴逸志夙日间发神经错乱，现在自知罪重，宿疾大发，已看守就医，请俟病愈再行解送。蒋介石复电病愈仍应解渝，拖了一些时，蒋介石大概忘记了，不再追问；吴逸志也乐得趁此装起神经病来。1943年冬，才换了赵子立（即解放前夕的河南省主席）当参谋长。总之，薛岳从不倚重幕僚，即在军事紧张的时候，也只叫来几个参谋人员在他身边抄摘电报，记录电话，做些事务性工作，他亲自直接指挥一切。这时，他真是废寝忘食，全靠香烟和白兰地支持，时常连熬几天几夜。

薛岳的生活作风也是比较独特的。那时，他的家眷安置在来阳，自己常驻长沙，独处小楼，除晨间散步外，从不下楼，饮食起居都很朴素。室内除军事地图外，无任何装饰，桌上一笔一砚，从不留积公文；办公室内置一木板军人床，军人被，用换洗衣包作枕头。他一年四季都穿布军服，打绑腿式着半长统马靴，以此形成风气。当时在长沙的军官，无不是这种装束。他自己生活严肃，也喜欢干预部属的生活。长官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每晨6时上班，晚9时下班；不准贪污、赌博；不准穿便服，不准留须。他曾在千百人的纪念周大会上叫留须的人站起来，骂个狗血淋头。但他当然无法禁止这些人在外面胡作非为。当时湖南军政界贪污腐化的风气，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好一些，特别是他所亲近的广东籍军政人员和一些有恃无恐的人胆大妄为，而有些无足轻重的可怜虫却每每祸从天降，死得不明不白。长官部警卫团一个排长只因为一点小事触怒于薛，就被枪决。1942年春节期间，薛在纪念周会上宣布严禁打牌赌博，凡军、公人员犯禁者枪毙，普通百姓犯禁者罚苦役。这项命令下达战区及各区、县，闻者无不骇然，有些人以为照例是雷大雨小，不足为怪。一次，长沙市捕获四个打牌的，其中一个公务员就当即枪毙了。多数军政人员不愿执行这种禁命，只把赌博的人驱散了事。也有人趁此敲诈勒索，犯禁者为了救命，任何代价在所不惜。也有的军、政人员想借此立功邀赏。东安县县长雷孟炎拿获四个公务员打牌，除其中一人为故辎重兵监李兆彬之弟得重庆某要人保准免死外，经薛批准枪毙了三个。我在长官部机要室没有动笔办过公事，这时忽然被指定要我承办赌博案，任务是将各处报告签送薛批核。我实在不敢干这个丧良心的勾当，只得佯称急病，躲过去了。虽然有了几个枉死鬼，也并没有能够禁掉赌博，只使人们有谈虎色变之感。

薛岳之所以能够专横一时，主要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有相当威信，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和陈诚的赏识。据闻，他与国民党的当权派系或特务系统没有密切关系，蒋介石之所以那样信任他，因为他能征惯战，特别是反共积极。他自命是忠于民族的英雄，实际上是忠于蒋介石。他的积极反共，从他自称的穷追红军三万里，就可想见。抗战时期有名的平江事变就是他指示杨森干的。嗣后，他在湖南下过对共产党实行“密捕密讯密办”的手令，不知陷害了多少革命人士。他不信任别人搞的特务组织。在他专权的时代，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在湖南均不敢肆无忌惮地活动。对那些人，他不大卖账，那些人对他也无可如何。

当然，那些特务从事反共活动，他并不禁止，不过一切都要受他的节制指示。他既不依靠这些特务，自己就得另搞一套特务组织，他的长官部设立了一个情报班,选派他最亲信的机要室主任、乐昌小同乡谢又生兼情报班主任(1943年谢另调，由黄中一继任)。这个情报班就是专门秘密审讯杀戮共产党人的机关。它对外不公开，局外人无从得其中底细。

由于薛岳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他与一些当权派系和特务组织，落落难合。从某些迹象看来，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在所谓长沙大捷以后，湖南战局暂时稳定，薛岳居功自大，总想做一番永垂后世的事业。他除听从下属为他竖纪功碑、建伯陵路（薛号伯陵）等等之外，又想要在南岳设一所伯陵大学。当申请立案时，教育部长CC头子陈立夫提出由陈选派校长作为批准立案的条件，薛坚决拒绝，形成僵局，结果只得成立了两所专科学校，并不得以“伯陵”命名。从此，薛对CC形同水火。薛保荐他的岳叔方学芬当湖南教育厅长不准，陈立夫反派一个CC中坚分子王凤啮来当教育厅长。薛气得暴跳如雷。王风喈到长沙请见，薛不见，叫他滚回去。王凤喈厚着脸皮，仍去耒阳上了任，但一切大事都作不了主。因此，CC系在湖南的许多人都连带倒了霉。军统分子当时在湖南也不值钱，军统派回湖南的重要分子刘人爵（此人为军统负责人，解放前任省会警察局长，随程潜起义，被特务暗杀），无法展开活动，曾想求薛岳谋一县长。薛对人说，这种人花样多，不能重任。刘只得丧气而去。薛岳既无当权派系作靠山，陈诚对他也不能事事照顾周到，他就不能不另寻背景。这时，恰恰有一个三青团的新进活动分子周天贤，通过他的同乡辛树帜为薛接通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关系。朱为薛在中央作代言人,而辛树帜以大学教授一变而为湖南省府委员，周天贤也当了省党部委员，屡叨薛命，奔走湘、渝之间。朱系人物在湖南都大肆活跃起来。薛对湖南地方派系和湖南的京官们，从来就不放在眼下，对周震鳞、仇鳌、鲁荡平等湘籍元老士绅，只当他们回来时送一笔钱，希望他们少说坏话。其实这些人说什么，他也不理。

薛岳本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但他说：“军事就是最高的政治”，也自以为是政治天才。他当湖南省主席，很想搞出自己的一套。他惟一信任的政治人物就是他的岳叔方学芬。

方学芬资历能力都很浅薄，薛岳几次保他当教育厅长、民政厅长、省府秘书长，因中央无奥援，均未获准(1943年冬才得一省府空头委员)，无法令方代行省主席职权。这使薛大伤脑筋，于是待设一个设计委员会，自兼主任，命方学芬为主任秘书，收罗湖南各方面人物，以设计委员、专员名义，作为他的养士之所，使方学芬代他接纳各方人士。后来，更扩大为省行政干部训练团，要这些闲员都去训练团充当讲师，从中选拔专员、县长。按规定，民政厅长本应掌握选用专员、县长大权，省政府任命县长，应由主席发令，民政厅长副署。但当时历任民政厅长陶胜谦（曾任内政部次长）、周斓（任过代理省主席）均绝不能过问专、县人事，撤什么人，用什么人，都出自薛的手令，民政厅承命办理任命手续而已。薛自己无暇经常接见考查那些钻营专员、具长的人，把这个任务委给方学芬。于是,想在湖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论在位在野，无不奔走方学芬之门。因方官衔不大,人们尊之为方先生而不名。可惜出自方学芬门下的一些专员、县长多半贪污渎职，他们恃有靠山，胆大妄为，地方侧目。例如湘阴县长邓宏邀是方学芬出名保荐的，虽经参政员仇鳌一再要求撤换，甚至控之于重庆,也屹然不可动摇，原来邓宏逖连捡获敌机丢下的降落伞也作为礼物送给了方学芬。

薛岳自负知人善任，任用中级以上文武官员，都必亲见而定取舍，但最爱以貌取人。凡初去见他的人，必须服装整洁，精神抖擞，装出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印象一好，官运就快到了。否则，甚至还要碰到意外的倒霉。有一次，他在耒阳集合省政府机关职员点名，点到一个叫朱毓麟的参议，一看他长须短须，薛大不高兴，对左右说，这种人留着干什么。因朱有靠山，省府当局未便将其撤除，朱以后也再不敢见薛。不久，薛与朱家骅搭上了关系，才知道那个朱毓麟就是朱家骅的族弟，不得已，又把他调升参事。

薛岳标榜廉能政治，窃取古人管、教、养、组的统治原则，牵强附会，加上“生、用”两字，自创所谓“生、养、教、组、管、用”六大政纲，作为他向党、团、政、军人员讲话题材和训练团的首要教材。并制成巨幅表解、即发专、县及辖区各机关、学校，作为施政宗旨。即所谓“生民之政”，包括育婴、卫生、医药等事项；“养民之政”包括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积谷备荒等事项；“教民之政”包括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训练等事项；“组民之政”包括警察、军事、国民兵训等事项；“管民之政”包括保甲、户口、人民团体组织等事项；“用民之政”包括征兵、征粮、征税、军工夫役、义务劳动等事项。虽然按照他自出心裁的划分办法，划出六大纲领和几十个项目，除罗列国民党政府诸般暴政之外，并无丝毫新的内容。

在国民党统治下，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苛政虐民，达于极点。所谓“生、养、教、组”，都是空谈；而所谓“管民之政”则是对人民的紧箍咒，用民之政则更是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我那时年轻，还有些伤时优国的心情。当薛岳在省训练团召集该团讲师们座谈时，我以兼任讲师出席,冒置失失发表了一篇狂论。我说：主席提出的六大政纲真是面面俱到，但是目前各地就是“生民、养民、教民、组民”的事做得太少，而“管民、用民”的事太多，管民、用民的时候弊病也太多；甚至“养民之政”也变成了“用民之政”。例如，积谷本为备荒，但捐募积谷弊端百出，存仓无谷，有谷也被贪污挪用，真正缺粮的老百姓借不到谷。修堤筑垸、本来也是好事，但我在滨湖各县看到堤垸的毛病更多，百姓年年出钱，都进了别人的腰包，水灾一来，就只有逃荒。这样，长官的养民之政岂不变成了“用民之政”（其实是虐民之政）?我以为今天除抗战急需外，应该力求简政便民，更须清除积弊，使民休息。薛注意听了我的发言，为之默然变色，但仍点头表示首肯，只说了一句：“你可以写个书面意见给我。”会后，训练团的教育长找我谈话，认为失言，警告我应加注意。不料薛并未见怪,反而随即选派我出任县长，从此我就离开了他的幕下。但我对他还存有幻想,临别前,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给他，并无任何下文。半年后，日军大举犯湘，他在湖南的六大政纲也就烟消云散了。